2011年4月13日 星期三
包浩斯
“包浩斯 1919-1933: 現代工房” (Bauhaus 1919-1933: Workshops for Modernity)是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 (MoMA) 本月揭幕的特展。現代藝術博物館上一次以這個德國工藝設計學校為主題策展, 已是1938年的事了。彼時, 包浩斯諸人被納粹打作左派, 首任校長 Walter Gropius (1883-1969) 率先輾轉由英國抵美, Marcel Breuer (1902-1981) 、Josef Albers (1888-1976) 、László Moholy-Nagy (1895-1946) 、Herbert Bayer (1900-1985) 、Mies van der Rohe (1886-1969) 等教員也陸續飄洋過海來此落腳。按照Tom Wolfe (1931-) 的說法, 這一干人等倉皇江左, 只求保命, 不想洋基佬兒奉若神明, 禮遇備至。1938年的展覽, 就是對諸神的禮讚。
包浩斯 (Bauhaus, 意即"house of building") 是一所囊括工業設計、傢俱、建築、平面設計、攝影、織品、陶瓷、表演的綜合設計學校。創校人Walter Gropius 認為, 十九世紀的工業革命使設計產品的生產迥異於手工時代, 從十八世紀以來支配了歐洲藝術教學的布雜 (Beaux-Arts) 學院派已經不適合二十世紀的需要。他將教室從圖房 (studio) 搬到工房 (workshop), 以期學生因熟悉生產過程而能作出真正與生產結合的設計。在這個宗旨之下, 包浩斯歷任主事人、教師各自作了不同的詮釋, 所謂的包浩斯形式並不等同許多人誤以為的國際形式 (International Style) 。舉例來說, Gropius本人在創校之初還相當親近表現主義 (Expressionism); 包浩斯兩位最著名的設計入門課教師 Johannes Itten (1888-1967) 和 László Moholy-Nagy 的主張也南轅北轍。
包浩斯從1919年創校, 到1933年被納粹關閉, 只存在了短短的十四年。期間還三易校地: 威瑪 (Weimar, 1919-1925)—德紹 (Dessau, 1925-1932)—柏林 (Berlin, 1932-1933)、三易校長: Walter Gropius (1919-1928)—Hannes Meyer (1928-1930)—Mies van der Rohe (1930-1933)。這些波折與威瑪時期的德國左右兩翼政治角力深深相扣, 有興趣的人不妨讀讀John Willett的Art and Politics in the Weimar Period: The New Sobriety 1917-1933。雖然Gropius 與Mies van der Rohe 都小心翼翼地保持政治中立, 包浩斯還是不可避免地在這場鬥爭中被劃作左派, 直接導致了閉校的命運。令納粹難以逆料的是, 若不是這場壓迫, 包浩斯不會有那樣的傳奇色彩, 它的流亡教師們不會在世界各地開枝散葉, 史家許或不會對它有那樣大的興趣, 它也就不會有今日的影響力。
包浩斯試驗的那種現代性,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 已經成為全球極大一部份人口—不管他們喜歡不喜歡—視為理所當然的生活方式。因此, 閉校之後迄今的七十六年間, 學者們幾乎是地毯式地研究這所短命卻影響深遠的學校。“包浩斯學”書目浩繁、“包浩斯檔案館”(Bauhaus-Archiv) 在1960年成立 (1978年搬入柏林現址) 、德紹包浩斯校舍經保存修護後作為包浩斯基金會館舍…。這些積累提供現代藝術博物館四百多件展品, 將包浩斯的始末源源本本地一一道來。
策劃這個展覽的, 是現代藝術博物館建築與設計部主策展人Barry Bergdoll。Bergdoll出身哥大藝術史研究所, 也在哥大任教。按西方傳統, 建築史的傳授一直劃歸藝術史系所包辦。建築學院重視設計與實務, 幾門建築史自然是要開的, 但就像成為名醫未必要學過醫學史一樣, 建築史在建築系所不過是整個學程中的清粥小菜, 給未來的建築師們增添一點人文氣息罷了, 想認真研究建築史, 還是得拜在藝術史門下。直到1970年間, 美國才有開設於建築學院的建築史博士學程, 希望建築系出身者對實務的熟悉能給建築史開拓新的視界。從那時到現在, 四十年過去了, 建築學院出身的建築史學者半路出家, 對歷史全局的理解有太多盲點, 思路跳躍, 按照作設計時養成的習慣, 立論時偏愛出險招走偏鋒求勝, 辯證邏輯難如藝術史學者的連貫嚴謹。若長年苦幹迎頭趕上, 則學成出山時已與實務脫節, 成為藝術史同路人。藝術史出身的建築史學者自始便在故紙堆中做詞章考據, 對藝術理論及歷史體系來龍去脈瞭若指掌, 且外語能力深厚,還是較受學術市場肯定。Bergdoll是典型的藝術史出身建築史學者, 精通法德語, 第一專長是十八、十九世紀歐洲建築史, 但對現代建築史也毫不含糊。由他策劃的這次展覽分門別類、井然有序, 架構組織清晰可見七十年來包浩斯學的關注重點與主流敘事。1938年展覽時的包浩斯還是個發展未定形的“當下”, 要解釋甚麼是包浩斯, 恐怕連當事人的說法都有歧異。到了2009年, 包浩斯卻確確乎是蓋棺論定的“歷史”了。
包浩斯 (Bauhaus, 意即"house of building") 是一所囊括工業設計、傢俱、建築、平面設計、攝影、織品、陶瓷、表演的綜合設計學校。創校人Walter Gropius 認為, 十九世紀的工業革命使設計產品的生產迥異於手工時代, 從十八世紀以來支配了歐洲藝術教學的布雜 (Beaux-Arts) 學院派已經不適合二十世紀的需要。他將教室從圖房 (studio) 搬到工房 (workshop), 以期學生因熟悉生產過程而能作出真正與生產結合的設計。在這個宗旨之下, 包浩斯歷任主事人、教師各自作了不同的詮釋, 所謂的包浩斯形式並不等同許多人誤以為的國際形式 (International Style) 。舉例來說, Gropius本人在創校之初還相當親近表現主義 (Expressionism); 包浩斯兩位最著名的設計入門課教師 Johannes Itten (1888-1967) 和 László Moholy-Nagy 的主張也南轅北轍。
包浩斯從1919年創校, 到1933年被納粹關閉, 只存在了短短的十四年。期間還三易校地: 威瑪 (Weimar, 1919-1925)—德紹 (Dessau, 1925-1932)—柏林 (Berlin, 1932-1933)、三易校長: Walter Gropius (1919-1928)—Hannes Meyer (1928-1930)—Mies van der Rohe (1930-1933)。這些波折與威瑪時期的德國左右兩翼政治角力深深相扣, 有興趣的人不妨讀讀John Willett的Art and Politics in the Weimar Period: The New Sobriety 1917-1933。雖然Gropius 與Mies van der Rohe 都小心翼翼地保持政治中立, 包浩斯還是不可避免地在這場鬥爭中被劃作左派, 直接導致了閉校的命運。令納粹難以逆料的是, 若不是這場壓迫, 包浩斯不會有那樣的傳奇色彩, 它的流亡教師們不會在世界各地開枝散葉, 史家許或不會對它有那樣大的興趣, 它也就不會有今日的影響力。
包浩斯試驗的那種現代性,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 已經成為全球極大一部份人口—不管他們喜歡不喜歡—視為理所當然的生活方式。因此, 閉校之後迄今的七十六年間, 學者們幾乎是地毯式地研究這所短命卻影響深遠的學校。“包浩斯學”書目浩繁、“包浩斯檔案館”(Bauhaus-Archiv) 在1960年成立 (1978年搬入柏林現址) 、德紹包浩斯校舍經保存修護後作為包浩斯基金會館舍…。這些積累提供現代藝術博物館四百多件展品, 將包浩斯的始末源源本本地一一道來。
策劃這個展覽的, 是現代藝術博物館建築與設計部主策展人Barry Bergdoll。Bergdoll出身哥大藝術史研究所, 也在哥大任教。按西方傳統, 建築史的傳授一直劃歸藝術史系所包辦。建築學院重視設計與實務, 幾門建築史自然是要開的, 但就像成為名醫未必要學過醫學史一樣, 建築史在建築系所不過是整個學程中的清粥小菜, 給未來的建築師們增添一點人文氣息罷了, 想認真研究建築史, 還是得拜在藝術史門下。直到1970年間, 美國才有開設於建築學院的建築史博士學程, 希望建築系出身者對實務的熟悉能給建築史開拓新的視界。從那時到現在, 四十年過去了, 建築學院出身的建築史學者半路出家, 對歷史全局的理解有太多盲點, 思路跳躍, 按照作設計時養成的習慣, 立論時偏愛出險招走偏鋒求勝, 辯證邏輯難如藝術史學者的連貫嚴謹。若長年苦幹迎頭趕上, 則學成出山時已與實務脫節, 成為藝術史同路人。藝術史出身的建築史學者自始便在故紙堆中做詞章考據, 對藝術理論及歷史體系來龍去脈瞭若指掌, 且外語能力深厚,還是較受學術市場肯定。Bergdoll是典型的藝術史出身建築史學者, 精通法德語, 第一專長是十八、十九世紀歐洲建築史, 但對現代建築史也毫不含糊。由他策劃的這次展覽分門別類、井然有序, 架構組織清晰可見七十年來包浩斯學的關注重點與主流敘事。1938年展覽時的包浩斯還是個發展未定形的“當下”, 要解釋甚麼是包浩斯, 恐怕連當事人的說法都有歧異。到了2009年, 包浩斯卻確確乎是蓋棺論定的“歷史”了。
2011年1月17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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